主持人：本报记者　朱莉
　　 嘉　宾：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　肖扬
　　
　　 嘉宾名片
　　 肖扬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妇女生育健康、妇女史和社会性别研究。先后与美国福特基金会、英国国际发展部、联合国人口基金合作，多次担任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和专家，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要社会兼职为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中国党史学会理事。
　　
　　 在最近举行的“社会性别平等项目研究成果报告暨高层研讨会”上，一份被称为尚无先例的调查报告——《高层决策者社会性别平等意识调查研究报告》，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这次调查是在推进我国性别平等、人口与生殖健康方面具有关键作用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卫生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及全国妇联5个机构中进行，调查对象为上述5个机构中的242位决策者，其中，副部级以上9人、正局级87人、副局级146人。
　　 高层决策者的社会性别意识如何？是否能辨析现行政策中的性别不公正或不平等，对《宪法》中规定的妇女各项平等权利是否有准确的认识？对男性参与生殖健康的认知度怎样？面对这些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我们请来这次调研项目负责人及报告执笔——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肖扬，为我们就242名高层决策者的答卷作一番解析。

　　记者：为什么要进行这项调查？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公布调查结果？
　　 嘉宾：我们开展这项调查主要是基于国内妇女发展实践的需要，同时也考虑到国际社会促进性别平等主流化的趋势这一大背景。大家知道，’95世妇会后，我国开展了许多社会性别培训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当我们回顾和审视这些活动时则会发现接受社会性别宣传培训的大多是妇女或妇女组织，而面向男性特别是高层决策者的性别平等倡导微乎其微，而且缺乏成功的经验，这不得不令人省思。
　　 国家级机构的决策者掌握着政策资源和物质资源的配置，他们的性别平等意识对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贯彻实施具有关键作用。因此，要对高层决策者开展有效的倡导，必须首先对这一特定群体的社会性别知识、观念有一个清晰地认识，这就是我们开展这一调查的初衷。目的是期望通过这一调查研究，为今后国内的高层社会性别倡导提供有益的参考，推进中国的性别平等主流化进程。同时这一研究也是配合今年全国妇联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年和明年的’95世妇会10周年的活动之一。明年也是联合国《千年发展宣言》发表5周年，联合国机构将对各国的性别平等状况进行评估，这一调查也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助。

　　记者：调查对象是怎样确定的？这项调查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真实性是否能够保证？
　　 嘉宾：调查对象的选取原则是在性别意识纳入主流方面具有影响力的决策者，例如在全国人大立法委工作的决策者、在全国政协主管妇女发展事务的决策者等等，同时，调查对象还涵盖了国家计生委、卫生部和全国妇联所有担任实职的厅局级以上领导。
　　 这次调查采用定量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获取资料。问卷包括封闭式问题和开放式问题两部分。考虑到调查的信度与效度，为避免出现高层决策者由秘书代答的情况，我们采用了由调查员面对面访问的方式来进行。对高层决策者开展调查，必然会遇到一些挑战，例如这些领导都很忙，常常是事先约好了时间，但临时又有事不能接受调查，有时完成一份调查问卷，要跑两三次。

　　记者：242名被调查者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他们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嘉宾：从年龄分布看，50岁以下的被调查者占39.6%，50—59岁年龄段的占半数以上。
　　 从性别结构上看，男性被调查者是150人，女性92人。在92位女性中，全国妇联占44人。在妇联以外的4个国家级机构中，女性占被调查人数的25%。
　　 被调查对象的总体文化水平较高，具有研究生和博士学位的83人，接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112人；大专及以下文化程度者47人。这次调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尽管这些高层决策者很忙，但对调查都采取了认真、审慎的态度。他们希望了解中国妇女地位与其他国家相比的情况，关注经济发展与妇女发展的关系。

　　记者：被调查的高层决策者对社会性别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认知度如何？与十几年前比较，官员们的社会性别意识有进步吗？
　　 嘉宾：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中国政府推进性别平等主流化的集中体现和升华。高层决策者如何看待、评价性别平等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关系到国策的贯彻与实施。从本次调查的结果看，在妇联以外的192位被调查者中，知晓或认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占44.8%，认为男女平等是“一项重要举措”或“一项公共政策”的占55.2%。但在全国妇联的50位被调查者中，认同男女平等是“一项基本国策”的达到98%，显示出不同机构、群体的差异性。这一结果说明，虽然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提出已近10年，虽然高层决策者也赞同男女平等的原则，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决策者没能从基本国策的高度来认识男女平等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这恰恰是政府的承诺和责任，是各级政府官员应该关注的。
　　 我们必须看到，推进性别平等是一个渐变的历史过程，与十几年前相比，政府官员对社会性别的认知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在本次调查中，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对社会性别“了解”或“有些了解”的占88%。认为“了解”或“有些了解”“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主流”的分别占26.6%和50.6%，而在十几年前听说过这两个概念的政府高官微乎其微，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性别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记者：高层决策者是否会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有意识地推进性别平等，是否能够为妇女发展配置合理的资源，这取决于他们对我国性别平等形势的了解和判断，同时这也是影响他们落实男女平等国策意愿与行动的重要变量。在这次问卷中，官员们对中国社会性别发展状况的总体估价是什么？不同群体的决策者在评价上是否存在差异？
　　 嘉宾：从本次调查的结果看，官员们对我国性别平等发展形势的总体估价比较乐观，特别是一部分男性领导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妇女在参政、就业、权益保障方面面临的挑战认识不足，如认为目前我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男性“差不多”或“高于男性”的占45%，认为妇女的合法权益“基本得到了保护”和“得到了很好地保护”的占82.3%，对中国性别平等状况在国际上的排位与10年前相比持“上升”观点的占52%，也有人认为中国已实现了男女平等。
　　 事实上，近10年来，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际妇女运动的发展，中国的性别平等形势遭遇新的压力，主要体现在：妇女参政徘徊不前，妇女参政比例的世界排名后移；女性在业率下降，就业、再就业困难；妇女权益受侵害的问题更加凸现和复杂；我国性别发展指数在国际上的排位，也由1995年的第71位下降到2003年的83位。这些问题无疑应引起各级决策者的关注，否则将会妨碍他们将性别平等纳入政府的工作议程。
　　 从分性别的数据统计结果看，男女两性对性别平等发展状况的评价存在显著性差异。总的来看，女性被调查者对妇女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评价明显低于男性。例如认为妇女社会地位与男性相比“较低”和“低很多”的，占女性被调查者的83.7%，而持此看法的男性被调查者为55%。另外，认为近10年我国性别平等发展状况是“上升”的，占男性被调查者的52%，而女性调查对象持此观点的只占31.5%，而认为是下降的占42.4%。这一结果可能与男女两性在社会与家庭生活中所处的地位、角色、感受和经验不同有关，它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性别差距的存在。同时，也反映出女性追求性别平等的愿望比男性更强烈。

　　记者：据说这次调查内容还涉及了人口与生殖健康领域的5个突出性别问题，包括对《宪法》中规定的男女平等的5项权利的认知、对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问题及其解决对策的看法、对男性全面参与生殖健康和流动妇女生殖健康服务的认识，以及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看法。您能就其中几个问题谈谈被调查者是如何回答的吗？
　　 嘉宾：在对《宪法》男女平等5项权利的调查中，我们采用混合变量的方法在问卷中列出了包括5项权利在内的11项权利，由被调查者选择自己所认为的5项。结果显示，能够按照《宪法》条文准确回答5项平等权利的占12.4%，能回答4项和3项的分别占5.8%和25.7%。
　　 在对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流动妇女生殖健康等问题上，大多数决策者都能从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上去分析这些问题的实质与原因，并能够将改变传统的性别观念作为解决问题的出路。例如，在导致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上，大多数决策者没有简单地把它看作是经济发展、养老保障或B超管理问题，而是首先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认识，认为这一问题的实质是重男轻女问题。
　　 另外在对流动妇女的认识上也有很大转变。过去流动育龄妇女一直是我国计划生育管理的重点与难点，但在这次调查中，国家计生委的干部并没有将流动妇女的“偷生或超生”作为主要问题，而是把“缺乏以人为本的生殖健康服务”、“妇女生殖健康权利得不到保护”作为突出问题，这反映出计生委决策者以人为本的生殖健康服务观念不断强化，他们不是将流动妇女当成“问题”来看待，而是从自身的工作和服务上找问题，这些都是进步的方面。
　　 同时调查也反映出少数决策者对男女两性的平等权利以及责任的认识上存在一定的缺失，如在对妇女施暴问题的认识上，有12%的官员认为这是“家庭私事”，有21.1%的人认为是“因为妻子有错”“或妻子不能体谅丈夫”才被打。另外，在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危害的认识上，不少决策者首先想到的是“未来的男性找不到配偶”，而从“侵犯女性生存权”的角度来认识这一危害的人较少。

　　记者：高层决策者的社会性别敏感度如何？
　　 嘉宾：社会性别问题纷繁复杂，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需要各级决策者不仅具有性别平等的意识，还要具有高度的社会性别敏感，掌握社会性别的分析方法。在这次调查中，我们通过对一组观点的判断来测试高层决策者的社会性别敏感程度。从测试的结果来看，我们认为一部分决策者的性别敏感程度还有待提升。比如，有44.6%的决策者认为“我国现行的法律或政策中不存在性别不公正”，其中包括全国人大负责立法工作的决策者。对于“经济发展了，妇女地位也就提高了”的观点，有1/3的决策者表示认同。另有近30%的人对“一项政策可能会给男女两性带来不公正的后果”持否定态度。还有少数决策者对“男人应以事业为主，女性应以家庭为主”的传统性别分工表示认同。
　　 此外，在“影响妇女发展的主要因素”上，全国妇联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妇女素质较低”的比例较高，而从社会性别制度层面来认识此问题的人数很少。我们认为，妇女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作支撑，但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地带来妇女的同步发展，高度重视性别歧视与性别偏见对妇女发展无所不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妇女素质关系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和经济增长，提高妇女素质对于改变女性群体的次属地位具有基础性作用，但是我们在分析影响妇女发展的主要因素时，应注意考量造成妇女素质低的深层社会原因，为妇女发展创造有利的制度性环境。

　　记者：政府在推进国家性别平等主流化的进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因此，加强对政府关键机构重要立法者和决策者的社会性别平等倡导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你们有什么建议？
　　 嘉宾：性别平等是人类发展史上最深刻的变革之一，也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为此，我们建议开展积极而有效的高层倡导，促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实施。以往的干预实践证明，性别平等倡导必须与政府部门的工作相结合，在开展倡导之前，应注意辨析各机构决策者间的需求差异和所关注的不同性别问题，力戒泛泛而谈。
　　 其次要着力提高决策者对社会政策的性别分析能力,建立性别平等咨询机制和监督机制。提高政府官员对公共政策的性别分析能力，是促进性别平等主流化的重要前提，它可以有效地避免公共政策中的性别缺失和事后补救，在国家的法律、政策和发展规划中充分体现性别平等的原则。为相关部门提供社会性别的专业咨询也是经常和重要的，为此应组建各界专家在内的技术咨询队伍，针对各机构的需求提供服务。从长远和发展的角度看，还应建立国家性别平等咨询机制和监督机制，以发挥其在推进我国性别平等进程中的作用。
　　 第三是开展多渠道多形式的倡导活动，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大众传媒手段，将我国性别平等的状况、面临的挑战以及相关的案例公之于世，增进国民对男女平等问题的认识。
　　 最后是增进妇联干部的性别平等倡导能力。近年来，国际上新的倡导理念、技巧和工具不断传入，也对妇联组织的宣传倡导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妇联组织有必要将性别平等倡导和社会性别分析作为妇联的业务，纳入妇联干部的专业技能培训之中，以更好地维护妇女的各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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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
　　 2002年，我国人口总数达128453万人，其中，女性人口为62338万人，占48.5%，男性人口为66115万人，占51.5%，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少3777万人。十年来，我国人口变化呈以下特征：
　　 人口自然增长率平稳下降。从1990年的14.39%，下降到2002年的6.45%，下降了55%。
　　 总和生育率水平大幅度下降。20世纪50—60年代我国总和生育率为5—6，1990年下降到2.3，2000年已下降到1.8以下。
　　 育龄妇女人口总数增多，但生育旺盛年龄育龄妇女人数减少。2002年15—49岁育龄妇女为35169万人，比1990年增加4286万人，20—29岁育龄妇女为9832万人，比1990年减少1739万人。
　　 出生性别比高于国际正常水平。2000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6.9，比国际正常水平上限高近10个点，个别地区（如海南、广东）甚至高达130以上。
　　 我国老龄人口比重提高。2002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已达到9377万人，占人口总数的7.3%，比1990年提高了1.7个百分点。
　　 流动人口已达到相当规模。2000年我国流动人口有12107万人，占人口总数的9.56%。其中，从农村流出的有8840万人，从城市流出的有3267万人。在跨省流动4242万人口中，女性人口有2001万人，占47.2%，15—49岁育龄妇女有1736万人，占40.9%。

　　　　　　　　　　　　　卫生与健康
　　 中国人口众多，卫生资源有限，到2001年人均卫生费用仅有403元，每千人拥有医生1.7人，每千人拥有床位2.4张，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自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卫生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从1949年前的35岁，提高到2002年的72.9岁，提高了37.9岁。其中，妇女的预期寿命由36岁提高到2002年的75.3岁，比男性高4.6岁，比联合国提出的到2000年世界妇女平均预期寿命65岁高出7.9岁。
　　 婴儿和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大幅度下降。1991年婴儿死亡率为50.2‰，到2002年底下降到29.2‰，下降了41.8%；1991年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61‰，到2002年底下降到34.9‰，下降了42.8%，但是，从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看，女性儿童的死亡率仍高于男性。
　　 妇幼保健水平提高，孕产妇死亡率下降。2002年，住院分娩率为78.8%，比1990年提高了28.2个百分点，新法接生已达到97.2%，孕产妇死亡率为43.2/10万，比1990年下降了51.4%。
　　 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妇女儿童得到卫生保健服务还是低水平的，在广大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儿童的卫生保健工作还比较薄弱，有很多基础性工作需要加强。

　　　　　　　　　　　　　　性别观念
　　 2000年妇女地位调查资料显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变革，“男女平等”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正在成为我国社会公众的主流意识。
　　 对妇女的能力普遍认可。82%的女性表示“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80%的女性“不甘心自己一事无成”。对于“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的说法，大多数被调查者持不同意见，不同意者占66%。
　　 女性的自立意识增强。在被调查者中，88%的女性认为，如果配偶的收入足够高，或者家里有大量的钱财，自己仍然要工作劳动，持这一观点的城镇女性占84.9%，农村女性占89.1%。
　　 女性的自我意识增强。过去社会上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女人干得好不如嫁的好”，在这次调查中，“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这种观点的女性占57.2%，其中，城镇为62.5%，农村为55.4%，均高于赞成这种观点被调查者的比例。
　　 传统的角色分工受到挑战。多数人不同意“女性应尽量避免在社会地位上超过她的丈夫”的说法，女性表示同意的仅占18.5%，比男性低2.9个百分点，其中，城市女性表示同意的比例更低，仅占14.4%。而对于挑战男性传统角色的“男人应该承担一半家务”的提法，有82.3%的被调查者表示“同意”和“非常同意”，女性赞同比例比男性高10.6个百分点。(摘自《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2004)》)